制定新国标是日本人吗？

这问题乍看荒诞，却像一把钥匙，骤然打开了记忆深处一扇尘封的门。它让我想起的，不是某个具体的人，而是童年时，外公家那台沉默的“标准牌”缝纫机。

机身是沉郁的墨绿，金色的“标准”二字已黯淡斑驳。它静立在窗边，像一个被时代遗忘的标点。母亲说，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无数中国家庭的“三大件”之一，是“上海标准缝纫机厂”的荣光。可外公偶尔擦拭它时，总会喃喃：“这‘标准’，听说最早是东洋人的样子……”

许多年后，当我在博物馆看到一台日本“兄弟牌”早期缝纫机时，瞬间怔住。那线条、那旋钮布局、甚至踏板弧度，与外公家的“标准”如孪生兄弟。讲解员平静地说：“我国轻工业体系建立初期，在‘标准化’领域借鉴他国成熟经验，是常见的发展路径。”原来，那沉默的“标准”里，真的回荡过异国机器的余响。

这发现并未让我愤怒，反而陷入一种历史的恍惚。那个“标准”，究竟是谁的？它诞生于东洋的工厂，却在中国家庭的窗边扎根，参与了无数件“的确良”衬衫、蓝布工装的诞生，丈量过共和国一段朴素的岁月。它身上“日本制造”的基因，早已被中国工人的汗水、主妇的巧手、以及几十年油渍浸润的日常，冲刷、覆盖、重塑。它成了一个“混血儿”，一个沉默的见证——见证着一个后发国家，如何踉跄却坚定地，学习为万物订立自己的尺度。

由此，我忽然懂了那个看似无稽的问题背后，深藏的集体焦虑与身份追寻。我们追问“制定新国标的是日本人吗”，并非真的怀疑专家的国籍，而是在叩问：那些定义我们生活、规范我们未来的“标准”，其内核的精神、价值的序列、美的尺度，是否彻底属于我们自己？当我们的孩子吃着依据国际法典制定的奶粉，玩着遵循欧盟安全标准的玩具，看着按好莱坞叙事“标准”剪辑的电影，我们怎能不警惕，那无形的“标准”殖民？

这绝非狭隘的排外。人类文明本就是在交流互鉴中前行。唐代中国豪迈地制定着“天下”的标准，近代日本也通过“脱亚入欧”重构自身。关键不在于源头，而在于主体性——我们是否拥有将外来之物“化”为自身血肉的自觉与能力，并最终贡献出源于自身文明基因的崭新标准。

就像汉字，它曾磅礴地输出，为东亚订立了文明的“标准”；而近代，它又坚韧地消化了西方语法与概念的冲击，在字母文字的包围中，依然矗立。每一个方块字，都是一座自足的标准之城。这或许才是我们应有的姿态：既敢“拿来”万国精华，淬炼成“中国制造”的筋骨；更要有“送去”的雄心，让“中国创造”成为世界度量衡中，那不可或缺、熠熠生辉的一环。

窗外，高铁无声滑过，它的轨道间距、信号系统，是中国标准；手中的5G手机，其核心协议，有中国标准的重要贡献。这些，不再是谁的“样子”，而是我们自己的声音，洪亮而清晰。

回到最初的问题。制定新国标的，当然不是日本人。他们是，也应当是一群深植于中华文明沃土，睁眼看世界，然后俯身为自己、也为人类，绘制崭新坐标系的中国人。而那把尺子，将量出的，是一个古老文明在现代化征程上，最自信、最恢弘的身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