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轻摩上绿牌被交警查了

那辆电轻摩的绿牌，是我亲手用祖母的旧窗帘缝制的。墨绿底子上褪色的缠枝莲，在车流中像一片飘零的荷叶。我知道这不合法，新国标说电轻摩该挂黄牌，考驾照，走机动车道。可我总想起祖母的话：“囡囡，开慢点，安全到家就好。”

被交警拦下时是个黄昏。我捏紧刹车，那块绿牌在余晖中温润得像块古玉。年轻交警走过来，手指即将触到牌子上那朵母亲绣的平安结。

“同志，你这车牌……”

我抢先开口，声音有些急：“警察同志，这是我家传的‘平安牌’。”我讲起祖父，上世纪六十年代县城第一批骑“永久”牌自行车的人。没有牌照，他就用木板刻了姓名和住址挂在车头。“他说，牌子上写着家，就知道往哪儿回。”

交警的手顿了顿。

我又说起父亲，九十年代骑摩托贩水果养家。买不起头盔，祖母用棉布和旧毛线给他缝了顶护耳帽，帽檐绣着“平安”。父亲总说，戴着它，风寒不进，邪祟不扰。“后来强制戴头盔，那顶帽子就收进了箱底。可父亲说，真正护着他的，是帽子里缝进去的念叨。”

晚风拂过，绿牌上的流苏轻扬。交警的指尖最终落在平安结上，轻轻摩挲。“手工绣的？”

“嗯，我妈绣的。她说机器打的结没有念想，自己绣的，一针一句平安。”我告诉他，这块绿布是祖母窗帘裁的，线是母亲缝纫盒里挑的，字是我用毛笔沾了丙烯颜料写的——虽然歪扭，但“平安回家”四个字描了金边。

交警退后一步，目光从车牌移到我脸上。他眼中有种复杂的情绪，像看一件不该出现在这里的老物件。“按规定，电轻摩要上黄牌，考取驾照。你这自制车牌……不合规。”

我知道。我一直知道。可合规的黄色铁牌，冰冷得像医院走廊的指示牌。而我的绿牌，浸着三代人的温度：祖父木板牌上的家风，父亲绒线帽里的牵挂，母亲灯下一针一线的目光。它不只是一块标识，更是一道护符，把“家”这个字，写在每一次出发与归途之上。

“我明白。”我低下头，“该罚就罚吧。”

沉默良久。车流声、蝉鸣、远处市井的喧哗，忽然都退得很远。交警最终叹了口气，那叹息轻得像怕惊扰牌子上安睡的针脚。

“这次给你个警告。手续……尽快去办。”他顿了顿，声音温和下来，“但这块‘平安牌’，做得挺好。回家路上，慢点骑。”

我愣住，随即重重点头。重新发动车子时，后视镜里，那位交警依然站在原地，望着我的方向。暮色将他深蓝的制服染成靛青，像另一个时空里，祖父推着挂木牌的自行车，父亲戴着绣字绒帽，在各自回家的路上，与此刻的我擦肩而过。

绿牌在风中轻响，流苏拂过手背，温柔如祖母的叮咛。我知道，从此它只能挂在书房墙上，与祖父的木牌、父亲的绒帽为伴。但我也知道，当我在合规的黄牌下骑行，那块绿牌上的缠枝莲，会依旧在记忆里开着；母亲绣的平安结，会在每个路口为我指引归途。

因为真正的平安，从来不在牌上，而在那些为你悬心、盼你归家的人心里。它比任何法规更古老，比任何牌照更永恒，是血脉里流传的、关于“家”的朴素信仰。而这信仰，会让所有回家的路，都洒满月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