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百里单骑

晨光初透，祖父推着他的“老永久”来到院中。这辆二十八寸的自行车漆面斑驳，铃铛锈蚀，却在祖父手中保持着不可思议的活力。他仔细擦拭着车架，动作轻柔如抚摸时光。

“今天要去看个老朋友。”祖父说，“在六十里外的镇上。”

父亲从屋里追出来：“爸，我开车送您吧。六十里路，您这年纪……”

祖父摆手，眼里闪着倔强的光：“六十里算什么？当年我骑这辆车，一天跑过六百里。”

六百里。这个数字像石子投入记忆的深潭，漾开层层涟漪。

那是1968年的冬天，祖父二十五岁。凌晨三点，他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。门外站着浑身湿透的通讯员：“师傅，三号矿井的通风机坏了，几百人困在下面！”

最近的配件在六百里外的省城。大雪封路，汽车停运。祖父二话不说，推起他的“老永久”就冲进了风雪。

“那时候的路啊，全是黄土。”祖父抚摸着车座，眼神悠远，“下着雪，又结冰。我摔了不知多少跤，膝盖磕破了，血冻在裤子上，硬邦邦的。”

他描述着那个漫长的白天：如何在风雪中辨别方向，如何推着车爬过结冰的陡坡，如何在荒郊野岭靠着几个冷馒头充饥。最危险的一段路，自行车根本骑不了，他硬是扛着几十斤重的车走了十几里。

“为什么不把车扔了？”我曾问。

祖父瞪大眼睛：“扔了？它是我唯一的伙伴啊！在黑漆漆的山路上，除了车链子的声音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就听着那声音，一遍遍告诉自己：不能停，下面的人在等着。”

那天晚上九点，祖父终于抵达省城。取了配件，他一刻不停地往回赶。又是整整一夜。第二天清晨，当浑身冰凌的祖父推着几乎散架的自行车出现在矿上时，等候的人群爆发出一阵欢呼。

“通风机修好了？”我问。

祖父摇头：“我累得手都在抖，是另一个师傅修的。但我永远记得，当我推车离开时，那些矿工家属看我的眼神。”

他沉默良久，轻轻按响了车铃。那声音穿越半个多世纪，依然清脆。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？”祖父笑了，“后来我骑着这辆车，载着你奶奶进城看电影，载着你爸去上学，载着你逛集市。它陪我走过的不止六百里，是六万里，六十万里。”

如今，我的电动车续航标称六百公里，是祖父当年一天行程的两倍。可我知道，有些距离，无法用电池容量衡量。祖父的六百里，装着一个时代的重量——那是用血肉之躯丈量过的土地，是用信念驱动的远征。

晨光中，祖父跨上他的“老永久”，背影挺拔如松。我知道，他要去赴的不仅是一个老朋友的约会，更是一场与青春的对话。而那辆看似破旧的自行车，它的续航从来不是用公里计算的——

当铃声响起的刹那，六百里风雪路在时光中复活。祖父还是那个二十五岁的青年，而那段关于坚守与责任的记忆，正以另一种形式，在我的血脉里继续它的万里长征。